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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8日

雷鼎鳴

評任志剛的公共理財觀

任志剛先生近日發表大文,闡述他對香港公共財政管理的看法。他表明贊成審慎理財,但認為過去10年,政府一直採用「守財奴」政策,「穩健有餘,進取不足,亦不合時宜」;他又相信《基本法》第107條並未要求政府開支與GDP同步增長,即兩者的比例固定在一個百分比,例如20%。

尖端理論須細心研究

既然無此要求,他建議政府可採用「逆周期」(counter cyclical)財政政策,即經濟增長慢時,政府可實施擴張性政策(通常指減稅或增加公共開支)以刺激經濟;GDP上升快速時,則可採用緊縮政策。新任財爺陳茂波先生接着亦發表意見,對逆周期政策頗為支持。

我對兩位財金要人的觀點部分認同,部分頗有保留。兩人談到的問題涉及宏觀經濟學的尖端理論,我們不能粗枝大葉。

先說《基本法》第107條,原文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這條文有兩個核心要求。第一是「力求」收支平衡,而不是法理上每年都必須平衡;事實上,世事多變,政府也無可能每年都一定避免得到赤字,在回歸以後,99、00、01、02、03的5個財政年度,政府都有財赤。我同意只要在每一個中短期間,收支都可保持平衡便可,不用強求每一年都做得到。

第二個要求是開支與GDP增長率相適應。我相信最合理的解讀是,政府開支增加的速度與GDP增加的速度大致相同,便可滿足到「相適應」這較為含糊的字眼。

要注意,這的確意味政府開支佔GDP的比重需要較為穩定(例如在20%),這比重不可能完全固定,過去20年它每年都有變化;不過,它若大起大落或持續上升,則不會符合《基本法》。又因實施《基本法》之前,香港早已是低稅制、低開支的經濟體,若長線而言,開支佔GDP的比重穩定,則這條文也意味香港的公共開支一直都要維持在小政府的水平,否則在技術上必有段時候政府開支的增長持續快於GDP增長,從而違反了《基本法》。任志剛只是強調開支與GDP的比重可以有些波幅,這與我的看法無必然矛盾。

不過,在理解什麼才算力求收支平衡上,我的觀點與政府或任志剛的卻很可能有差異。沒錯,我們不能要求每年都一定收支平衡,但預算應是有前瞻性的,收支平衡亦應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假如我們預期在未來一段很長的時間,政府將會持續地有巨大的額外開支,而到時的低稅制下的稅收又難以支持得住這些額外開支,那麼今天我們是否應積榖防饑,盡可能做到有盈餘?今天的收支盈餘只是確保長遠地收支能夠平衡而已。

不少人會問,政府現已擁有巨大的財政儲備,可應付將來不時之需,現時政府的財政政策是否可以更進取一點?截至今年5月底,香港的財政儲備共錄有9634億港元,另有財政司司長可動用的6325億基金結餘,這些天文數字的儲備正是過去香港審慎理財的成績,世界各地飽受財困的政府理應羨慕香港。

人口老化帶來財政壓力

不過,正如3年多前我有份參與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的報告所述,香港未來要受必然來臨的人口老化問題所困擾,政府的開支無可避免地會大幅增加,只要理財稍為不守紀律,不但現時的9000多億儲備會花光(根據工作小組的推演,未來幾年儲備還會繼續上升),搞得不好,20多年後,會倒欠相等於到時一年多的GDP的債務;日本經濟從盛轉衰,政府現時欠下等於兩年多的GDP的重債,重要的原因之一,正是日本比香港更早進入人口老化期,此等境況我過去在本報亦曾多有討論。

現屆政府也有提到人口老化海嘯,希望財金主事者也明白老化帶來的深重財政壓力,不致誤會現時政府的財政彈藥很充足。上述種種,尚未提到未來支付公務員長俸所需的可能近萬億的款項。

政府收支既有未來人口老化所造成的嚴重滲漏,我們自應加倍審慎。任志剛與陳茂波理財觀的一個重點是,他們似對逆周期政策十分嚮往,任所說過去10年政府不夠進取,不一定只是說它沒有多用錢,也可能是指政府財政應擴張時沒有擴張,應收縮時沒有收縮,但逆周期政策真的有效嗎?

過去數十年,大量的宏觀經濟理論與實證都在挑戰此種凱恩斯思維。我們先要搞清兩個事實:第一,正如諾獎得主盧卡斯多年前在其大著《了解商業周期》(Understanding Business Cycles)的序言中總結,每一個周期有多長有多深都是隨機(random)、不可測的;第二,一項財政政策所帶來的後果,要等多久才會浮現,又或是分開多少階段逐漸出現,一樣是不易掌握的。

舉個例子,當年梁錦松當財爺時,曾在就業專責小組埋怨過,政府落實基建往往要六七年之久,他要把這時間縮短至四五年。一個要等幾年才有效果的政策,當然不能用來調控經濟。在金融海嘯後,奧巴馬要大增開支刺激經濟救市,但錢硬是要好幾年才用得出去。中國當年4萬億資金逆周期對抗金融海嘯,也是問題叢生,後患無窮;正因為中央政府明白救急要快(其實當時並不急),所以指示這些錢要早點到位,但這反而造成資源配置失當,隨後的資金鏈斷裂危機也接踵而來。

逆周期政策若要有效,便需要經濟低潮時有刺激,高潮時有緊縮,時間要配合得上;但如上所述,政策生效的時刻與周期的波動時間容易脫軌,政策後果的不測延後性容易在不當的時間出現,不但沒有降低周期的波幅,還可能加劇。逆周期的財政政策自己變成新的震盪來源。

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相信政府開支可以有正面功能,但政府用錢時,卻往往受到不同利益集團和政客所左右,對社會有利的項目用不了(例如被拉布拖死),不應用的地方卻會有不同人等跑來游說。觀乎此,政府並不是一個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機制。

投資要考慮折現值

多年前宏觀經濟大師哈佛的巴羅(Bob Barro)的研究也發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政府開支佔GDP的比重愈高,GDP的增長速度便愈低。所以政府用刺激政策,我對增加開支有保留,但不反對減稅,因它可以還富於民,人民用自己的錢,效率遠勝於政府用別人的錢。

這不等於政府開支完全起不到作用,但作用有多大,要看用在什麼地方。任志剛希望政府開支可用在乘數效應較大的項目上,這願望當然是良好的,但恐怕是過於樂觀了。這當中假設了政府若用了1元,人民可受惠超過1元(即乘數大於1),否則將來政府為了填補這開支而從人民手上多抽1元的稅,人民豈不反而蒙受損失?但正如上面所說,政府配置資源的效率通常很低,時會出現浪費,那麼乘數又怎會大於1?巴羅在他的宏觀經濟課本中列舉美國政府用錢的證據,花了1元而可取回4角已算不錯了。

這並不意味政府一定不可用錢,我認為政府若要用錢,不要以逆周期為目的,因反正這很難成功。重點應放在長期的投資之上,而是否應進行某項投資,最重要的標準是,這會否帶來足夠高的社會回報率,亦即效益的折現值高過成本的折現值。如果這標準符合不了,這投資幾乎一定是浪費。

高回報的項目不易找尋,香港過去的做法是把儲備換作外國的證券,這有回報率較穩定的好處,但缺點是不能直接幫助香港發展。若是真的要投資在香港,基建、科技和教育等會較適合,因為受益者較廣泛,較少涉及私人利益,比較安全。但這些項目都不一定有高回報率,政府選項時必須很小心。

雷鼎鳴  香港科技大學前經濟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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