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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4日

盧安迪 自由的國度

實證分析、價值判斷和政策評論

徐家健教授上周二(7月25日)在本報發表〈張五常:經濟學為何失敗?〉一文,提醒搞實證科學的人應「少談些主義」。基於文中的引述,有朋友認為那篇文章是「半點名」批評我。但我仔細閱畢全文,卻找不到徐教授說的話跟我有任何牴觸,因為我們要分清楚兩個完全不同的範疇:實證分析(positive)和價值判斷(normative)。

經濟學是一門實證科學。它研究的是什麼行為或政策會導致什麼後果,即是事情之間的因果關係;但經濟學沒有告訴我們應該採取什麼行為或政策。如果要知道應該做什麼,我們需要以道德哲學(廣義上包括政治哲學)的框架來作價值判斷(而不少道德哲學的名稱中都有「主義」兩字)。

經濟學推不出價值判斷

舉個例子,如果一個人在實證角度認為最低工資會導致失業率上升,並他在價值判斷上認為失業率上升是壞事,他便會反對最低工資。如果他認為最低工資會導致失業率上升,並認為失業率上升是好事,他便會支持最低工資。如果他認為最低工資會導致失業率下降,並認為失業率下降是好事,他便會支持最低工資。如果他認為最低工資會導致失業率下降,並認為失業率下降是壞事,他便會反對最低工資。

當然,除了失業率外,最低工資也會有很多其他影響;以上只是一個簡化的例子,用以帶出實證分析和價值判斷互相獨立的關係。在最極端的例子,假設一項政策會導致所有人餓死。如果一名經濟學者清楚知道這項政策的效果,但在其價值觀中「所有人餓死」是好事,他便會支持該政策。由此可見,單憑經濟學而不靠道德哲學,無法確定支持或反對任何政策的立場。

在上述各例子中,人們均是根據事情的實際效果來作出價值判斷,即是採用了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但還有另一種作出價值判斷的方法,稱為deontology(由於我認為這個詞語的中文翻譯並不準確,故不使用)。基本上,deontology就是指不管有什麼實際效果,都要堅持一些道德原則。這個觀點的其中一名佼佼者康德(Immanuel Kant)更曾表示,即使會導致天崩地裂,也要堅持正義的原則(Fiat justitia ruat cælum)。

當然,大部分人都不是這麼極端的deontologist,但大部分人在某些情況下和某些程度上,都有採用deontological的思考方式。例如大部分人都認為納粹主義的傳播對社會有害無益,但同時很多人都認同美國最高法院容許納粹遊行的判決。類似地,即使有一個人乃神憎鬼厭,人人在街上看見他都會大感痛苦,大部分人都不會贊成基於功利考慮而禁止該人出門,因為這是違反正義的人權原則。

大部分人的價值觀都是結果主義和deontology以某些比例的混合,但我自己在政策問題上的價值觀則是純粹的deontology。在拙作《自由的國度》關於政治哲學的第三章前半段,我開宗明義就從deontological的倫理學角度論證私有產權和的自由意志主義正當性,該部分完全沒有提及任何實際效果的考慮。如果某些自由意志主義政策會導致「好」的實際效果,那只是一個可喜的巧合。

正如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Bryan Caplan所說:「在以自然權利來支持自由意志主義的人眼中,一個人可以在未打開任何經濟學課本之前已經成為自由意志主義者,而任何經濟學知識都無法動搖其自由意志主義立場。」換言之,雖然我是一名經濟學的學生,但我的自由意志主義立場卻不是基於經濟學。

價值判斷未必基於實效

然而,由於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頗大程度上的結果主義者,推己及人,便很容易以為別人也總是從結果角度考慮問題。因此,當我說我反對一切侵犯私有產權的政策時,很多人便會以為我是說一切侵犯私有產權的政策都會導致「壞」後果。由於我的正職是讀經濟學,所以這個誤解的出現是很正常和可以理解的。相比之下,當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捍衞私有產權,則很少人以為他的着眼點在於實際效果。

實際效果雖不影響我的立場,但本身也是有趣和值得研究的問題,所以我選擇讀經濟學,而我的不少文章也有探討政策的實際效果。儘管我認為很多政府干預都會導致(在模糊的意義上)壞的後果,但也非總是如此。事實上,我在《自由的國度》自序中就有澄清「我當然不相信市場能解決所有問題」。舉例說,政府徵稅來提供一些公共財(public goods)就可能帶來(在模糊的意義上)好的效果。當然,我們需要進一步釐定準則,才可更嚴謹地使用「好」、「壞」這些字眼——尤其是因為我們難以作人際效用比較(interpersonal utility comparison)。

如果一個人認為任何政策凡是不符合某種意識形態,就自動代表它會導致「壞」的後果,那顯然是不合邏輯、不切實際、膚淺和懶惰的。我有時會說「因為某政策侵犯私有產權,所以我反對它」,但我從來不會說「因為某政策侵犯私有產權,所以它會導致『壞』的後果」。每當我作出關乎實際效果的陳述,我總是嘗試提供一些實證論據或邏輯推理,或因篇幅有限而預告以後有機會才補充論證。當然,由於我才疏學淺,可能我的一些實證觀點是錯誤的,或者觀點正確但理據不足;但至少在治學態度上,我從來只會從意識形態得出價值判斷的立場,而非實證觀點。

最後,我想探討一名純粹的deontologist可以如何自處,以及如何參與現今社會的正常運作。假如我將來的研究發現一項侵犯私有產權的政策可導致「好」的效果,我會實事求是、光明正大地報告這項實證結果,同時繼續理直氣壯地反對該政策。假如有人叫我提供政策意見,我可以說「如果實行X政策,便可有Y效果」。由於這只是一項因果關係的陳述,而非建議對方實行該政策,所以此話沒有違反我的原則。

綜上所述,價值判斷並不屬於實證經濟學的工作範圍,但也跟實證經濟學互不排斥或矛盾,因為根本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搞實證科學的人可以討論道德哲學,只要不受道德哲學影響其實證觀點,而這就是徐家健教授正確地提醒我們的道理。

盧安迪_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編者按:盧安迪最新著作《自由的國度──普林斯頓尖子看美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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