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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1日

占飛 忽然文化

無用何以致用?

78年前,也就是1939年,美國教育家阿伯拉罕費斯納(Abraham Flexner)發表論文,題為《無用知識的有用性》(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他在此篇論文中指出,強大知識及技術突破,通常源於當初看似「無用」、與現實生活並無太大關係的研究。

費斯納有此說法,「無用」研究對世界至關重要,即使沒有立即取得回報,最終卻帶來「有用」的好奇心,此為現代思維一大特點,他宣稱:「其實好奇心並非新鮮事物,卻可遠溯至伽利略、培根乃至牛頓時代,且絕不應受到阻礙。」

萬維網與矽谷

費斯納於1929年說過,美國班伯格家族(Bambergers)將部分捐款撥給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支持「無用」研究;諸如愛因斯坦等逃離納粹德國的猶太科學家,聚集一起探索嶄新構想,儘管他早期的相對論研究看來並無價值,最終卻極有應用價值。

費斯納論文最近重印,荷蘭學者羅拔迪克格拉夫(Robbert Dijkgraaf)在「前言」寫道:「沒有愛因斯坦的理論,全球定位系統(GPS)跟蹤設備的精度將降低大約7英里(約11公里)。」他指出,1964年,美國聯邦研發預算約為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1%,去年,此一比例約為0.8%,其中半數用於國防開支;過去10年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的預算則下降25%。

不妨想想,若非美國政府資助研發萬維網,矽谷恐怕就不會像今日的發達。另一方面,沒有什麼證據可證明,企業可取得相關回報──近年來企業僅佔美國基礎研究支出的6%,因股東施加壓力,令企業難以將資金耗費於不能製造快速回報的研究項目。

話說《堵塞學》作者西成活裕透過調查日本企業本田,從而開創出劃時代的「無用學」;他推論無論是家庭或組織,以至國家或地球,要確保長期穩定的發展及進步,在在需要「無用」;《無用學》一書告訴讀者,「無用」從不考慮金錢、時間、資源、勞力等成本,「無用」乃社會的新陳代謝,以及無可避免的自然現象。

那麼,何謂「無用」?人流堵塞也會形成「無用」,比如到主題公園遊玩,卻因人流堵塞而僅能欣賞小量節目表演,不僅帶來不悅的記憶及疲勞感,更浪費時間與金錢;又比如遇到災難,人群俱慌忙避難之時,就會堵塞出口,形成混亂及難以挪動,反而延長避難時間;因焦急與擁擠所造成的混亂,世人俱深有同感。那就與堵塞無異,從微觀到宏觀,各方面均充斥「無用」,即廣泛考量普遍「無用」及其本質,從各種學科深入分析,不僅為「堵塞學」的一部分,更與環境、糧食、資源俱廣泛關聯;若透過「無用」看世界,則可從不同視角看到不同問題。

當今時代資本主義橫行,大型企業亦可能瞬間破產,由是未來難以預見,人類的不安與日俱增;雖然未來由世人決定,但看來當今世界將世人置身於不容躊躇的境地。那麼,社會究竟對科學家和技術員抱何種期望?對尋求幻想的人而言,科學家應探研宇宙奧秘,透過科學技術以解決文明社會諸種問題,然而,科技亦有其浪漫一面,文明課題往往也得要借助知識加以解決。

價值因人而異

尤其是當今社會,環境問題、資源、能源、人口等等、大量堵塞人類前行道路的課題堆積如山;「無用」已是熟知詞彙,「無用學」首先就是以形式語言來定義此一概念,但「無用」已包含某種價值及情感判斷,此所以就難以運用嚴密的形式語言,表述主觀上的「有用」與「無用」了。

由於價值判斷因人而異,甚至完全顛倒,無法避免多註釋或多條件的定義;正因如此,「無用學」不從屬任何一門科學,但其研究對象卻對世人至為重要;透過探討其定義,可能會找到清除「無用」的重點。

此外,此門學問不僅為理論的累積,更重視直觀,透過發掘潛藏於世人意識深處的東西,從而尋求解決之道,此所以西成活裕特別指出,期望世人不可將之理解為新穎的文科或理科,皆因那是互相融合的學問。

撰文 : 占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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