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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8日

戴耀廷 法治人

公民抗命法律權利

黃國昌、林飛帆、陳為廷等人在3年前,因抗議台灣立法院草率審查《服貿協議》,率領民眾佔領了立法院,觸發「太陽花學運」。

他們之後被起訴多項罪行,最近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眾人均無罪。在裁決中,台北地方法院引用了「公民不服從」原則,也就是香港常說的「公民抗命」原則。

台北地方法院參考了台灣及世界各地不同學說及實務見解,確認「公民不服從」包括以下條件:(1)抗議對象是與政府或公眾事務有關的重大違法或不義行為;(2)須基於關切公共利益或公眾事務的目的;(3)抗議行為須與抗議對象間具有可得認識的關聯性;(4)須為公開及非暴力行為;(5)抗議手段須有助於訴求目的的達成(適當性原則);(6)沒有其他合法、有效的替代手段可以使用(必要性原則);(7)抗議行動所造成的危害,須少於訴求目的所帶來的利益,且局限於最小可能的限度(狹義比例原則)。這些條件也是在香港討論「公民抗命」時普遍接受的要求。

台北地方法院並不是說「公民抗命」原則能賦予被告們能直接免受刑責的法律權利,但這原則仍能賦予給予公民抗命者一些法律上的權利,確認了「公民抗命」的價值。

黃國昌等人是被控「煽惑」他人侵入立法院,違反《刑法》第306條。此條規定:「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0元以下罰金。」不少刑事罪行所規管的行為,本身並不是直接違法的,除非這行為是「沒有正當理由」。此案的關鍵點是民眾侵入立法院是否按《刑法》條文的規定是「無故」。

在決定相關行為是否「無故」,台北地方法院引用了上述「公民抗命」原則的七項條件至相關案情:

一、《服貿協議》影響之行業及領域甚廣,與個人經濟、社會生活密切相關,對台灣未來政治、經濟發展甚巨,故此次事件明顯涉及公眾事務。

二、黃國昌等人為了達到阻止立法院草率通過《服貿協議》,故他們的行為之目的也明顯是與公眾事務有關。

三、他們抗議的對象是立法院及立法委員,抗議地點在立法院,那明顯看到抗議訴求與抗議對象之關聯性。

四、相關行為明顯是公開行為,且他們並未積極對警方施以攻擊或破壞立法院之公物及設備,行為尚屬平和,並非惡意暴力攻擊行為。

五、他們以佔領立法院之方式表達訴求,實際上造成立法院無法順利開會,其抗議手段證明有助於達成訴求目的 。

六、那時候實際上已沒有其他可以即時解決問題之有效管道。

七、立法院議場雖被民眾佔領,但立法委員仍可在其他地點召開會議,並無重大影響或遲滯議事程序之進行,因此佔領立法院議場所造成之危害,與他們反對《服貿協議》輕率送立法院會通過,二者相較衡量,他們的行為所造成之損害是小於訴求目的所帶來之利益。

台北地方法院確認此次侵入行為符合上述「公民抗命」原則的七個條件,因而並不是「無故」,是有正當的理由,故並沒有違法。因民眾的侵入行為並不是違法,那麼黃國昌等人就沒有「煽惑」他人犯法,因而無罪。「公民抗命」原則是間接地而非直接地使他們脫罪。

從法律的發展與「公民抗命」原則看,台北地方法院這裁決的重要性,不單為「公民抗命」提供了詳盡的法律定義,也確認了「公民抗命」的法律正當性,更開拓了如何在法律中引用「公民抗命」原則的方法。

比之前走前了一步,「公民抗命」原則不單能規範檢控部門的檢控決定,以及法官的判刑考量,更可以在合適的情況下,用以確認相關行為本身是否違法或應否帶有刑事責任。「公民抗命」還可以在法律的其他方面被確認及引用,而不需成為公民抗命者在被檢控時的直接辯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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