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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1日

盧安迪 自由的國度

和諧與撕裂的抉擇

李澤楷早前接受訪問,表示香港社會撕裂是源於市民在收入、教育、置業三方面的不均。這番話可能代表了很多社會賢達的想法,也引起了我不少思考。基於我對李先生、《信報》和讀者的尊重,我必須以一貫的真誠態度撰文,分享一些不同的觀點。

的確,香港存在資源和機會的不均,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近幾年來,這些現象並沒有什麼戲劇性的改變,但為何社會撕裂卻急速惡化?為何董建華和曾蔭權時代沒有人搞港獨,梁振英任內卻開始有人搞港獨?如果民心向背的關鍵是經濟條件,為何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泛民和「自決派」的支持者,無論在學歷抑或收入,反而高於建制派支持者?

撕裂源於政治而非政策

香港社會矛盾的根源不是政策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現屆政府視房屋政策為「重中之重」,而全體泛民議員都贊成「樓市雙辣招」,但這卻無助於改善梁振英跟泛民的關係,也未能挽救政府的民望。沒有「人和」便不可能「政通」,如果一位特首在政治上是不得人心,想單靠具體政策來凝聚社會,只會是緣木求魚,徒勞無功。

那麼,怎樣的特首才可得到市民擁戴呢?有人說香港人很不理性,凡是中央支持的人就必定反對,所以才要反對林鄭月娥。這個研判是完全錯誤的。當習近平主席兩度跟曾俊華握手,釋出善意,我不記得有人因此而敵視曾俊華,反而很多市民大感雀躍,深慶得人。如果中央今天宣布支持曾俊華做特首,香港主流民意也不見得會突然倒戈相向,反而會很高興能夠得償所願。

由此可見,曾俊華之所以獲得跨黨派、跨年齡層的支持,其民望之所以大幅拋離林鄭月娥,主因不能歸咎於中央,而是反映着市民對兩人本身的性格、作風的好惡。民調更顯示,有過半數市民最支持曾俊華,只有7%最反對曾俊華;林鄭月娥則有約34%市民最支持,41%最反對,在學生之中的反對率更高達四分之三,可見社會對她的取態兩極化,反觀曾俊華則較能令各方接受。

在這個情況下,兩人當選的不同後果,其實代表着香港未來的兩條可能道路:究竟年輕人會成為與政府合作的力量,抑或與政府對抗的力量?

我從小到大接觸的同輩朋友,真心支持港獨的只是極少數;絕大多數年輕人都是正正常常、腳踏實地,渴望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為香港作出貢獻。可惜,由於現任特首的意識形態太過「一左二窄」,視民主派為「敵我矛盾」的對手,以致大部分年輕人不能、也不欲與之為伍。年輕人愈被排拒於建制之外,便愈被推上抗爭之途,而政府又以更強硬的姿態回應,造成惡性循環。

曾俊華最能落實「一國兩制」

然而,這個惡性循環並非無法打破的。《伊索寓言》裏有《北風與太陽》的故事。話說北風跟太陽比併力量,看誰能讓路過的旅人脫下斗篷,北風想把旅人的斗篷吹掉,但愈用力吹,旅人便把自己包得愈緊;反而,當太陽照暖大地,旅人便熱得自願脫下斗篷。

曾俊華代表的,就是太陽的溫暖力量。他不會挑釁和刺激反對派,而是會走出二元對立的思維,團結各種政見的市民(包括年輕人)一起建設香港。和而不同的多元社會,正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有別於內地的本質。

當「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做得成功,得到年輕人的認同和參與,港獨自然會失去吸引力,不值一哂;屆時,政府的施政有望漸趨暢順,社會氣氛也將大大改善,讓大家得以和氣生財。

曾俊華能夠包容的,不只是以泛民主派為主的年輕人,也同樣包括年長一輩的傳統左派。曾俊華留美期間,一直對中華文化不離不棄,更於香港前途未卜之際舉家回流,報効故鄉。他對國家民族的真情厚意,其實比一些「忽然愛國」的人更接近「老愛國」的理想。

第一位起用傳統左派(曾德成)為局長的特首是曾蔭權,而曾德成是在梁振英治下離職。在近年的選舉,一些工聯會成員更被迫讓路,為他人作嫁衣裳。如果曾俊華成為特首,他將會公平地對待所有政團和市民,不會偏袒任何投機分子。

硬推低民望者後果堪虞

另一方面,如果選出民望落後20多百分點的林鄭月娥為下屆特首,將會造成比流選更嚴重的災難性局面。一來,過分荒謬的選舉結果,將會動搖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損害香港營商環境。二來,大量溫和中間派的市民將會極度失望和憤怒,轉向激進反抗;政府亦會失去一整代年輕人的心,令港獨之風愈演愈烈,香港將動盪撕裂,永無寧日。

如果「一國兩制」在未來10年出現重大信心危機,更會對香港在2047年後能否維持現行制度,以及港人資產能否繼續受到保障,帶來不確定因素。

或許有人會問:幾位候選人的青年政綱不是大同小異嗎?林鄭月娥不是打算增設「青年發展委員會」嗎?

不過,這些都只是枝節性的問題,只是行政之「術」,而非管治之「道」。單是口講We Connect是沒有用的,當年梁振英不是也說要「齊心」共建「香港營」嗎?最根本的問題始終是政府有沒有凝聚人心的親和力、能否得到年輕人支持。如果像林鄭月娥般不得人心,再搞10個委員會都是沒有意思的,因為大多數年輕人根本不會認受和配合。

這次特首選舉,不是「撐中央」與「反中央」的鬥爭,而是「和諧」與「撕裂」的抉擇。正正是當香港的內部矛盾得以化解,港人同心支持「一國兩制」,才有基礎去跟中央建立更健康的關係;只有當年輕人心悅誠服地參與官民共商,使社會保持穩定,香港才能像李澤楷所言,應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

現在市民不是想要一位對抗中央的特首,只是想要一位較能團結香港的特首,難道這麼卑微的願望都不許實現嗎?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讓社會重建信任、讓年輕人重投「一國兩制」懷抱的寶貴機會,為什麼要白白浪費呢?

最後,我想起十八世紀英國政治家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的故事。儘管印度在英國國會沒有代表,但福克斯卻頂住同僚的巨大壓力,在國會堅持提出《東印度草案》,捍衞他從未見過的、無權無勢的印度人民的福祉和自由。

他的同事伯克(Edmund Burke)起立發言謂:「He may live long. He may do much. But here is the summit. He never can exceed what he does this day.」 百多年後,美國參議員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寫了Profiles in Courage一書,把伯克這句名言印在第一頁,作為對政治勇氣的最高致敬。

現在是香港回歸近20年來最關鍵的時刻,「一國兩制」的成敗將會在此一舉。我只想香港是我們子孫可以生活下去的地方,相信手握700萬市民命運的1194名選委也是一樣。選委們是時候擺脫束縛、衝出樊籠,投下使香港重見希望的神聖一票。You may live long. You may do much. But here is the summit. You never can exceed what you do this day.

盧安迪_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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