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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6日

劉勵超 天圓地方

2030+莫等閒

前晚三位特首候選人在電視熒幕前和大氣電波中同場正面交鋒,七百多萬香港人雖然無權投票,卻全城哄動,評頭品足。可能時間有限,也可能是講現實的港人對願景這個問題覺得太虛太遠,無論是候選人、媒體、現場觀眾,都沒有觸及香港長遠規劃發展的問題。事實上,三位候選人雖在政綱中道出他(她)們的願景,但除曾俊華在其政綱56.1段引述《香港2030+》其中一項數據外, 其餘二人對現屆政府推出的《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下稱《2030+》)提也沒提,未知是否不想被市民指為CY2.0,還是不認同《2030+》,或是「偷天換日」把其中一些構思當作自己的建議。

《2030+》早於2015年開始前期研究工作,在下月底公眾參與期結束後,規劃署還要用兩年時間進行技術評估及落實發展策略,才能於2018年公布。

如上文所說,由於特首候選人未有對《2030+》表態,未知下任特首對這份文件的草議有多大的ownership(認受),若推到重來,勢必拖延香港發展策略的敲定,對公眾利益是好是壞,也要付出時間就是金錢的代價。

倫敦和紐約兩個國際大都會都有以市長名義制定的長遠發展策略,相信市長為了自己的政績押了注,個人參與制定策略和推動政府眾多部門落實策略時將積極投入,效果不言而喻。反觀香港,雖然《2030+》涉及眾多政策範疇,複雜性不亞甚至超乎扶貧等問題,但督導和推展的責任只落在發展局局長身上,反而覓地發展這單一工作卻找來發展局局長的上司財爺為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當主席壓陣, 特首本人更經常為土地問題發聲,對《2030+》卻緘口。筆者認為,香港應效法倫敦及紐約,把《2030+》的ownership提升至特首的層次,以反映其重要性。

規劃策略欠明確時間表及目標

此外,如今世界政治、經濟、科技和社會變化極速,需求和期望不斷蛻變,香港每十年才檢討全港發展策略,每次檢討還得用上三至四年時間,能否做到《2030+》諮詢文件中所說的「策略與時並進, 滿足新的需求和期望」,實在成疑。再看倫敦,首份《倫敦規劃》(London Plan)於2004年發表,其後十年間已先後出了三次修訂版。

《倫敦規劃》的修訂也不是單單依循長官意志或其政治理念,也要根據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Act 1999條例,配合相關法例改變或新規例要求, 以及回應市民透過公眾諮詢表達的訴求。

倫敦市議會還建立了常設的「Talk London」網上平台,邀請市民討論制訂影響未來的重大政策決定,由專責小組跟進,與呈遞意見者互動,特區政府可以考慮效法採用這個機制。

《2030+》還有兩點令人摸不着頭腦。第一,有別於2007年公布,以23年為規劃及發展時間的《2030+》,這次研究沒有明確的規劃期,只籠統地說新的規劃策略要「跨越」2030年。第二,諮詢文件中甚少量化的規劃目標,其中發展策略第一元素是「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卻沒有為「宜居」和「高密度」下定義。現在大家高度關注新建私人樓宇出現與宜居沾不上邊的「納米」單位現象,政府只表示密切注意,卻不願為住宅單位面積或私人樓宇人均居住空間設定下限,這些單位在2030+大抵仍會存在,屆時政府會以什麼準則說已達致「宜居」的目標?

劉勵超_香港集思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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