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2日
在歷史上第一次,美國人民不能再暢所欲言。
儘管西方文明是人類歷史上最不壓迫女性、最不壓迫同性戀、最不種族歧視、帶頭廢除奴隸制的文明,但卻被今天的主流左派批評為全世界的萬惡之源。任何「政治不正確」的言論,都有可能被斥為「冒犯性」(offensive)、「不敏感」(insensitive),甚至被定性為「微型襲擊」(microaggression)或「仇恨言論」(hate speech)。
先毀中產文化
什麼是美國的「政治正確」?這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往後將詳細剖析其各個層面。我亦並非指控美國所有文化界、教育界人士都有意識地參與着一場「反西方文明」的大陰謀,畢竟大部分人都只是被少數人的思想影響、牽引的受害者。那麼,今天「政治正確」的思想根源究竟是什麼呢?故事要從百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說起。
根據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人階級處於被資產階級壓迫的狀態,而國家一旦與別國打仗,便會誘發無產階級革命。然而,當整個歐洲終於捲入戰火,馬克思主義者卻失望地發現,各國的工人沒有趁機揭竿起義,反而忠心地保家衞國——除了在俄羅斯,但其革命浪潮沒有怎麼波及英、美、法、德等老牌西方國家。
於是,以意大利人Antonio Gramsci和匈牙利人György Lukács為首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反思:為什麼西方國家沒有發生共產革命呢?他們當時的結論是:因為工人階級被西方文化蒙蔽了他們的「階級意識」(class consciousness);所以,要製造共產革命的條件,就要先發動文化革命,摧毀西方的資本主義中產文化(bourgeois culture)。
一戰結束後,Lukács在1919年成為了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文化部長。雖然這個政權只維持了幾個月,但Lukács卻得以展開現代意義上的首次「政治正確」行動。他在中小學推行自己稱為「文化恐怖主義」(cultural terrorism)的性教育課程,極端地否定家庭的價值。他明白,向天真的兒童洗腦,比游說成年人改變立場容易得多。
另一邊廂,德國馬克思主義者Felix Weil則在1923年成立一間研究所,他原本想稱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所」,但轉念一想,叫作「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更能掩人耳目。跟以經濟為焦點的蘇聯式馬克思主義不同,社會研究所致力把馬克思主義轉移到文化戰爭的陣地。由於研究所位於德國法蘭克福,這幫人又稱為「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
在研究過程中,法蘭克福學派得出一個令他們更不安的結論:西方工人階級之所以沒有發動共產革命,不是因為他們受蒙蔽;即使認清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他們仍然不會發動共產革命,因為資本主義帶來的生活水平實在比社會主義優越得多;於是,法蘭克福學派加緊煽動新的社會矛盾,發明新的「受壓迫階級」,以動員他們成為文化革命的爛頭蟀。
鼓吹性解放
法蘭克福學派融合了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學說,把「經濟壓迫」的概念拓展到「心理壓迫」。例如,他們譴責傳統家庭價值屬於「心理壓迫」,故此提倡「性解放」,鼓吹每個人都跟很多人發生性關係。法蘭克福學派把這些理論統稱為「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顧名思義,其主旨就是批判西方社會的所有制度。其中Horkheimer更寫道,邏輯不是獨立於內容的:凡是有助批判西方的論點就是合乎邏輯,凡是無助批判西方的論點就是不合邏輯。
1933年,納粹黨在德國上台,社會研究所被迫流亡,遠渡重洋來到紐約,在哥倫比亞大學安身立戶。二戰結束後,法蘭克福學派的大w部分人於1951年遷返德國,但亦有少數中堅分子選擇留在美國,把「文化馬克思主義」發揚光大,結果深深影響了美國的政治格局,塑造了大批今天稱為「社會公義鬥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 SJW)的「新左派」(New Left)。 下周續談。
盧安迪_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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