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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5日

Jeremy A. Yellen 環地視野

二戰真正教訓 安倍原來不懂的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周五(14日)發表戰後七十周年談話,提到過去七十年來日本一直秉承對二戰受害國「致歉」的立場,今後將會延續這個立場,並指戰爭對亞洲人民產生了巨大傷害,對此深感懊悔。安倍又提到日本今後將堅持以和平手段解決國際紛爭,並致力把這套理念向其他國家宣揚。不過,安倍政府近日正大力推動國會通過新安保法案,解禁集體自衞權,這些不同訊息難免令人懷疑日本是否在說一套、做一套。

1945年,日本國民對持續了8年的全面戰爭已感到疲憊。因此,當天皇裕仁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並以憲法強制日本放棄戰爭時,日本國民都樂於接受。過去70年,日本一直在國際事務上堅守其和平主義路線。

不過,東亞各國多年來依然憂慮日本軍國主義可能復辟,首相安倍晉三極力推動安保法案,試圖解禁集體自衞權更是令鄰國的擔心迅速升溫。安保法案一旦通過,將放寬日本自衞隊在海上執行軍事任務的限制,這符合安倍提出的「積極和平主義」,也就是讓日本在安全事務上扮演更積極主動的角色。

這是否代表日本已忘卻歷史教訓?是否意味外界要與採取鷹派甚至軍國主義國防政策的日本交涉?我們可以回顧日本歷史來解答這些問題。

自比二戰最獨特受害者

日本民眾在二戰中汲取的最大教訓,是學到和平主義何其重要。這種心態與戰時日本社會南轅北轍。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滿洲地區,日本報章雜誌和電台大肆報道,激起日本民眾的戰爭狂熱,令他們支持軍事侵略。這種戰爭狂熱先後在1937年全面進攻中國和1941年向盟軍宣戰時進一步強化,南京大屠殺時的「百人斬比賽」報道更是將這股狂熱推至高峰。

然而,當戰爭蔓延到日本本土,主要城市被毀,約300萬國民在戰火中喪生時,戰爭狂熱就無法持續下去。到1945年8月,日本國民大多已心力交瘁,擔心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因此,他們歡迎一個和平而民主的未來,而過往戰爭的黑暗歷史則被視為有警世作用。

到1950年代中期,日本的和平主義者之間出現了一套論述,認為日本同樣是軍國主義受害者,國家因而受到摧殘;紀念廣島和長崎原爆更在日本人心目中營造他們是二戰最獨特受害者,也有助日本成為全球反核武運動的領袖,直到今天亦如是,例如安倍在8月9日紀念長崎原爆時,就提到日本人是世上唯一感受過核武器有多麼可怕的民族。

就如歷史學者James Orr所言,日本將其戰爭受害者身份神話化,令和平運動「彰顯其受害者身份多於思考這慘況是因何而生」。以受害者身份紀念事件亦有助日本人忘記他們曾經是加害者。不過,筆者仍然認為日本自覺是受害者的心態,有助產生高度的公民參與,長久延續其和平運動的熱情。

戰後靠攏美國創經濟奇蹟

而日本的和平主義並非挨打不還手的概念。日本從沒有完全放棄使用武力,大多數日本人都相信美日同盟已保障其國家安全,當局在2014年的民調,84.6%受訪者支持美國動用武力保護日本。誠如政治學者Gerald Curtis指出,日本人只是抗拒「日本本身擁有無限制的武力使用權」,以及派兵到國外參戰。換言之,反對干預外國的和平主義是二戰留給日本最主要的遺產。

日本的保守派領袖卻從二戰中得到不同的教訓。總體而言,他們對戰爭歷史較不感到悔疚。日本和平外交策略推手、前首相吉田茂將二戰視為「歷史上的過失」。作為一名現實主義及民族主義者,吉田茂本身並不反對帝國主義和軍事入侵。他只是認為軍方與德國結盟是逆大潮流而行,並帶領日本去打一場必敗的戰爭。吉田茂(以及類似的保守派人士)從二戰汲取的教訓是,與全球霸權(即是美國)站在同一陣線,是提升國力的最好辦法。

放棄安全事務上自我限制

吉田茂是想利用美國重建在戰爭中被摧毀的日本,他訂立了一個經濟優先的計劃,依靠美國強大實力的保護全力復興經濟,幾乎不重新發展武備及參與國際安全事務,只在本土受襲時使用武力。美國不太情願下容許日本以這種方式成為其盟友,以取得東亞據點;而日本就藉此擺脫重建軍力的巨大成本,在冷戰二元世界中取得經濟優勢,這個計劃被稱為「吉田宣言」(Yoshida Doctrine)。

吉田茂的策略結合了和平主義者和保守派領袖的想法,因而取得極大成功。他之後的首相(尤其是池田勇人及佐藤榮作)將其策略制度化,進一步限制日本參與安全事務,隨之而來的就是日本「經濟奇蹟」的時代,最終令日本由戰後的廢墟,發展到1980年就成為世界一大經濟強國。

不過,在後冷戰年代,國際大環境出現變化,令這個策略開始變得不合時宜:中國的軍事力量日益上升,仇日的北韓更有了核武,令日本中間派和右翼人士開始憂慮,如果中日之間發生衝突,美國會否履行其協防承諾,尤其是礙於憲法限制,日本不能倒過來幫助美國,政府內部有一些顧問就擔心這會不利美日延續同盟關係。

因此,日本領袖們慢慢放棄在安全事務上的自我限制,自1990年代起,日本開始參與導彈防禦計劃、海外維和任務,又修訂出口武器限制,以及與友好國家簽署共同開發武器的合同等。以上舉動在冷戰時的日本絕不可能出現,這代表了日本開始脫離吉田茂所定的大方向。

明白了這個歷史大環境,我們就能理解為何安倍要推動安保法案。安倍是在嘗試擺脫「吉田宣言」中最強的限制:根據吉田茂的解釋,和平憲法禁止日本行使集體自衞權。安倍以及想法近似的保守派願意犧牲他們所有的政治資本,將日本轉變成只在軍事活動上有少許限制的「正常國家」。日本人對他們的舉動極為反感,不過,安倍在反對黨派勢力太弱的現實下,的確可能達到其目的。

美日同盟優先易陷全面戰爭

這並不代表安倍讓日本重回軍國主義。他修改對和平憲法的解釋,並不能損害日本社會自二戰起累積下來的和平主義聲音,在7月15日有10萬名示威者上街反對安保法案就證明了這點,安倍亦要以「積極和平主義」包裝和解釋其新安全政策。

重新演繹和平憲法不會令日本變成積極干預國際安全事務的國家,然而,安保法案帶來的真正危機,是它會增加東亞政局的不穩定性。中日兩國關係因東海主權爭議持續緊張,毫無降溫跡象,安倍的舉動有如火上加油。安倍考慮美日同盟優先於日本的不干預和平主義,令日本有更大風險陷入全面戰爭。在這大環境下,也許日本最應該從二戰汲取的教訓是,不要在未搞清楚當前的大潮流前,作出任何重大決定。

Jeremy A. Yellen

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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