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6日
自宋朝以來的1000年間,宋明學者注重講學,最後變成只講學而不讀書,最後一個能兼顧兩者是王陽明,到了他徒弟一輩,已經不成了。但到了清朝,滿族高壓統治,學者則只知讀書,不敢講學,讀的書也只限於字面記誦和考訂,與「人文知行」無關係,知行合一之道遂不行了。
社會只出現「經師」,卻不出現「人師」,學術界只能有學問,而不再有人才,這才是清末舉國無人才而衰弱的原因。人口雖到4億,但文盲卻是九成五。
1891年,康有為在長興萬木草堂講學,批評清代學者「讀書之博,風俗之壞」,當然康有為確也開風氣之先,「以孔學宋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遠勝於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康氏主張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與哲學相對而立,而不是五四運動中只主張有賽先生的科學為主,哲學被廢。
康氏因晚年太多失誤,學術被忽視,但當時主張的「激勵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是值得注意的。錢穆對此大嘆可惜,錢穆又提出陳澧主張的「士大夫之學」和「博士之學」,「士大夫」要從讀書中明義理,來做社會上一個有用人物,「博士」則知道一些人家所不知道的,但與做人辦事一切世道無關。「士大夫」無學,則「博士」之學亦難自立。
到康有為之後,又出現人才論,研究人員乃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行政人員乃三等人才,這是傅斯年和李方桂的一段對話,1949年傅氏去了台灣當台大校長,李氏去了美國當大學教授。「人才論」如何才對,還看今朝。不覺又7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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