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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6日

沈旭暉 國際學海迷津

中美貿易戰:不需要「大戰略」的特朗普

中美貿易戰升級,不少朋友都問:究竟特朗普有什麼「大戰略」?這問題對一個總統而言,自然很重要,但對一個「做deal」的商人來說,卻是不着邊際。特朗普近期的外交成績表,例如促成南北韓簽訂《板門店宣言》、成功舉行「特金會」、迫使中興屈服等,似乎顯示了他強烈的個人意志、來自商人背景的隨機應變,在國際舞台也行之有效,那傳統國際關係學者強調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是否已不合時宜?今年5月,得州大學國際關係學者波比斯古(Ionut Popescu)在《外交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特朗普不需要大戰略:為何計劃被高估了〉(Trump Doesn’t Need a Grand Strategy︰ Why Planning is overrated),對傳統精英,正是當頭棒喝。

黑箱作業才是常態

波比斯古指出,特朗普外交政策受到的最大批評,在於其缺乏所謂「大戰略」,即為國家利益訂立長遠、連貫、一致的規劃,並以現實方法達至這些目標,因為在美國外交元老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外交權威眼中,「大戰略」、「大棋局」、「大視野」,就是外交的唯一關鍵。但在波比斯古看來,「大戰略」的思維,在實踐上有嚴重缺陷:現實社會畢竟不是實驗室,精英、領袖如何能在變化迅速的國際環境中,準確地判別不同威脅和機會,並預測這些威脅和機會在未來怎樣變化,根本不可能;而在隨時發生變化的國際政治環境中,要保持長期、連貫、一致的「大戰略」,更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正如美國政治學者特特洛克(Philip Tetlock)在其著作《專業政治判斷》(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指出,在關乎長時間的戰略規劃,其實大多數政策制訂者都是「在黑暗中駕駛」。不少教材的經典「大戰略」案例,其實都是事後重構的二次創作而已。

波比斯古認為,在瞬息萬變的國際政治環境,比起清晰的「大戰略」,如何作即時反應、調整行動力度、適應不斷變動的狀況,才是一國外交政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有別於「大戰略」,這些要素往往先於周詳規劃,而隨着不同時間、環境的變化出現,波比斯古稱之為「應變策略」(emergent strategy)。特朗普那種個人意志強烈、無視美國人權和自由外交理念的取向,正是「應變策略」的體現。

外交策略「應變先於計劃」

「應變策略」的提法主要來自商界,而在商業世界打滾的人,比起長遠一貫的規劃,更重視即時性和隨機應變。波比斯古引用管理學家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對「計劃性策略」(deliberate strategy)和「應變策略」的比較,指出相對於「計劃性策略」重視控制現況、和將管理者的構想加諸現實,「應變策略」傾向從處境中學習,從而決定管理者的想法如何落實,而這正切合了特朗普的商人背景和性格。

波比斯古提出「應變策略」,以及質疑「大戰略」是否仍需要,並不是為了讚美特朗普。事實上,他認為特朗普在行動中是否睿智,其實尚不確定;就算他外交上獲得了一些成功,也未受時間考驗。然而最少現時來看,在美國利益角度,特朗普的「應變策略」,可能比奧巴馬的「大戰略時代」更有短期效果,至於他的團隊能否將這種隨機應變發展為一種有效和成功的策略,就是另一回事。

從「混沌理論」看行動者勝利

這種應付國際關係的手法,我們也可從「混沌理論」(chaos theory),找到有趣的對照。所謂「混沌」,只是一個數學概念,並非指混亂一片、毫無秩序,而是指極端複雜而難以預料的狀況,以及極多不穩定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在國際關係理論中,「混沌」同樣適用,但這一「混沌」不是混亂不堪,而有幾個基本原則:

1. 國際社會的本質,就是難以作長期預測,和充滿不確定性的;

2. 不同行動者的行動、和彼此間的互動,對局勢有極其重要的影響,也就說個別行動者的微小行動,往往能誘發全局的巨大變化;

3. 不同行動者基本上都是尋求自身安全的(這也是現實主義學派的基本信念);

4. 在種種不斷重複的行動中,往往會有新的行動產生。

根據「混沌理論」,特朗普可說是以個人行動影響全局的典範。而他隨情勢變化、難為人預測的外交舉措,又證明了國際關係的多變難測,在可見將來,恐怕這一套才是各國主流。想起小時候讀《三國演義》,最初無不對諸葛亮由衷佩服,但是長大了就會明白,那些千里之外派錦囊的劇情,只會在神仙世界出現。在人類社會,無論是多麼精算的大智者,也不可能算出所有情節,不要被童話誤導。

雖然特朗普沒有大劇本,但這不代表他的外交行為毫不可測。憑過去數年表現,其實我們大約可以總結出下列「特朗普外交」特色:

1. 希望歷史留名,特別是要比前任總統們有成就,但「留名」的方式,包括靠自己的宣傳機器製造成就;

2. 需要可以在社交媒體簡單吹噓的政績,例如失業率下降、人均GDP增長、貿易逆差下調一類簡單數字,而不必理會數字背後的意義和操作;

3. 在意國內「另類右派」輿論,刻意挑釁自由派媒體,希望自己成為一代宗師;

4. 每事都強調「美國利益」優先,但其實任何他的行為都會被演繹為「美國利益」;

5. 不理會任何意識形態包袱,對和各國威權領袖見面尤其樂意,除了氣質相近,這也是他自知和歷任總統相比的獨特優勢;

6. 同時進行數個「大deal」,讓「deal」與「deal」之間充滿互動,製造更多不可測性,令自己更不需要及早規劃一切,脫離傳統精英的枷鎖;

7. 不存在誠信、底線等問題,任何承諾都可以通過語言偽術找藉口改變,任何威脅亦言,這也是進一步提高自身的不可測性;

8. 習慣開天索價,但並沒有就底價有不能改變的概念,因為對方的還價、其他「Deal」的進展,都是不可測;

9. 不迴避自己和家族企業的潛在利益,讓對手保留「可收買特朗普家人」的懸念,這也是增加不可測性的籌碼;

10. 到了必須妥協時,傾向把功勞歸於家人,這也是製造更大彈性。

 

(編者按:沈旭暉著作《平行時空2 – 解構本土主義崛起的世界》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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