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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9日

邵家臻 專業議政

懲教的陽光

5月23日,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討論「感化院舍及懲教所的兒童權利」,這無疑是觸碰到我城存在已久的一個大黑箱。或許,大黑箱不是個精確的說法,而應說是一組黑箱,由許多大大小小的黑箱組成;而在不同黑箱之中,則存在千絲萬縷的管理哲學、權力模式、職級關係、問責模式、工作習慣,以至組織文化,它們時而拉扯,時而拉踞。

《同囚》引發探問

「人離開了監獄,只不過是進入了另一個更大的監獄。」這種說法恐怕只是嗟嘆有餘,認識不足。一般來說,我們對監獄的認知來自電影,例如《監獄風雲》、《黑獄斷腸歌》、《壹獄壹世界》等,哪些是真人真事,哪些是杜撰渲染,其實都無從求證。

有關懲教署在監獄管理之事,也真十分神秘,幾乎沒有什麼文獻記錄。即使審計署2015年撰寫題為《懲教署提供的更生服務》審計報告,重點也只集中在囚犯的更生計劃、釋後監管、職業訓練及懲教工作等,犯人有否受暴力對待此等嚴肅議題始終無容置喙。5月4月上映的電影《同囚》,算是把少年犯在沙咀勞教中心被不人道對待的一面呈現出來,才引起立法會和媒體的重新探問:在懲教院所的青年權利,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難怪懲教署對此大為緊張,特地向《同囚》片主發信「提醒」會密切注視電影,該片監製受壓後遂把電影「真人真事改編」字眼刪去。

為打開「感化院舍及懲教所內的兒童權利」這個黑箱,我們探訪了「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和「沙咀懲教所」,也約見了全港19隊青少年外展隊隊長,以及與3名過來人進行焦點小組會談,以掌握第一身的服刑經歷。

3個互不認識的過來人,在不同時段服刑,卻能夠分別陳述相同情節,是創作力量同幻想的巧合嗎?這不只嚇我一跳,而是叫我真的震驚了。原來,少年犯最艱苦及最黑暗的對待不是來自沙咀,而是DCR(俗稱「二倉」)等候報告的階段;因為表現影響報告,報告影響刑期,等候報告的還押犯即使面對任何不合理對待都只得「硬食」。雞翼(批踭背脊雞翼位)、刨冰(拳骨錐落側胸肋骨位)、芥蘭(鋤大腿側)及打手板、腳板已是等閒事。還有一些駭人聽聞的懲罰:全日步操不准休息及如廁、限時10秒食滾燙白粥或糖水,吃剩的話會被罰用來淋頭、限時10秒洗澡、逼用冬青膏塗抹龜頭……。

如何解釋這些日常的凌虐事件?我不想簡單把懲教職員妖魔化就算。「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是解釋好人如何在情境的力量下變成壞蛋。眾所周知,該理論緣於「史丹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聖經記載,路西法是光之守護者,亦是上帝最寵愛的天使;一天他挑戰上帝的權威,帶領一群墮落天使投身地獄,成為魔鬼撒旦。「路西法效應」是指人的思維、行為和性格,在特定情境或氛圍下,會呈現「惡」的一面。該理論之所以大賣,正是它解釋了為何一批又一批被評為品格優秀的美軍, 會對被俘的伊拉克士兵作出虐待行為。

在社會學中有個名詞叫做「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指的是包括軍隊、監獄、精神病收容所、戒毒中心、住宿學校在內的,把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做了相當程度限制的機構。通常這種機構會刻意與外界隔絕,並嚴密控制個人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去人性化的地方生活,不只犯人「受教」,職員的心理和行為也一同被「院舍化」。例如:一、把職員和犯人的關係盡量分得清楚;二、把犯人非人化,以編號取代;三、否定自己在工作上的情緒;四、把工作程序瑣碎化、標準化;五、跟隨程序行事而不理會它是否合理;六、把責任分攤給各級職員,確保沒有人要負上全責。

與其期望有權力的人自制,不如從制度上思考,如何制衡和監督權力的行使。我不知道「監懲會」如何成為可能,但仍有些建議是可以很具體的:一、 每天設定最高「操」時;二、必須定時設有如廁時間;三、取消體罰;四、有權選擇吃與不吃或吃剩食物;五、設訂合理的洗澡時間;六、由懲教以外團體進駐監獄,提高監察。

封麈的黑盒微微開了,就讓6月的陽光照進裏去。

邵家臻  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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